然而，斯大林与布哈林在经济政策上产生了分歧，最终在1929年，斯大林通过一场政治斗争彻底击败了布哈林，完全掌握了党内的实权。掌权后，斯大林开始执行他早已规划好的经济政策——农业集体化。
所谓农业集体化，即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庄，劳动成果由政府统一分配。这一政策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极为相似，通过将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手中，迫使他们变成无产者，最终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和资金。虽然这一过程看似残酷，但大生产确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，实质上是模仿了资本主义制度，试图通过集中农业生产来刺激经济增长。
然而，这种制度的缺陷也极为明显。首先，苏联的集体化过程中并没有资本家的角色，国家充当了资本家的剥削者；其次，缺乏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，导致农民的积极性不足，集体化的成效远未达到预期。更为严峻的是，集体化的政策让农民的剩余粮食被抽走，甚至连他们生活必需的余粮也被征用。这一政策为苏联工业化提供了短期的资金，但却导致了农业的惨烈困境，尤其是乌克兰地区，遭遇了无与伦比的大饥荒。
1932-1933年，乌克兰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，死亡人数高达700万。这一灾难引发了国内民众强烈的不满，令人痛心的视觉冲击超越了任何工业化成就。尽管大饥荒极大地损害了斯大林的政权形象，但他仍然采取了他一贯的策略——让一部分政治对手复职，暂时缓解社会矛盾。
二、基洛夫的威胁
在大饥荒之后，民众情绪愈发高涨，斯大林终于妥协，将曾经的政治敌人季诺维也夫、加米涅夫与布哈林重新接纳进苏共高层。然而，这一举措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，反而使得政治气候愈加紧张。
1934年1月26日，苏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此次大会上，共有1256名代表参与选举，选票上列出了众多候选人，代表们需要从中选出未来的中央委员。卡冈诺维奇主持会议，并不遗余力地确保斯大林能够获得最高票，但尽管如此，斯大林还是有292张选票被划掉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基洛夫的得票比斯大林还要高，仅有3张选票将他的名字划掉。这一结果意味着基洛夫在党内拥有极高的支持率，几乎成为了所有人的意中人。
基洛夫，作为斯大林忠实的执行者，在列宁格勒大力削弱了反对派的势力，确保了苏联最重要城市的控制。然而，尽管基洛夫忠诚于斯大林，他的受欢迎程度却让斯大林感到威胁，毕竟基洛夫在党内的支持程度远超斯大林自己，这无疑让斯大林心生戒备。基洛夫无意篡位，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，权力的更迭往往与忠诚与背叛无关，而是取决于能够控制大局的人。
三、案件迷云
基洛夫死后，斯大林将案件定性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策划的刺杀。然而，单纯的政治斗争是否能解释这起刺杀事件呢？
刺杀一个重要政治人物，通常需要巨大的政治收益。既然基洛夫在党内已经是斯大林最亲近的盟友，反对派通过刺杀基洛夫来改变权力格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更重要的是，基洛夫并未做出任何有威胁的行动。事实上，在基洛夫从莫斯科返回后，他还专门为大饥荒中的民众进行救援，这一举措使得他与反对派的矛盾更加和解，而非加剧。
尼古拉耶夫是刺杀基洛夫的凶手，他早年曾参与革命，然而在1934年由于不满自己的待遇而被开除党籍，生活陷入困境。为了生存，他曾多次求助于基洛夫以及其他政府高层，但始终未能得到回应。根据这一背景，尼古拉耶夫的动机似乎并不难理解——他有复仇的心理。然而，令人费解的是，尼古拉耶夫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能力。
刺杀案发前，尼古拉耶夫曾两次接近基洛夫，并且带有手枪和基洛夫的出行路线图。这一行为显然不符合一个普通失业者的能力范围，而后来的调查显示，内务部并未对其进行严密调查，反而将他释放。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在案发当天，尼古拉耶夫能够成功混进政府大楼，而不被察觉。
这些疑点加在一起，似乎表明这并非一个单纯的刺杀事件，而是一场早已设计好的公开处刑。基洛夫的死，或许更多地源自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天真和过度忠诚。
基洛夫的死亡，正如一个悲剧的结局，诠释了权力的残酷和复杂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