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63年，邓艾逼近成都，蜀汉政权岌岌可危。在此时，谯周的劝谏促使刘禅选择了投降，最终导致了蜀汉的灭亡。从那以后，谯周被后人贴上了“投降派”的标签，遭到广泛指责。那么，谯周究竟是谁？为何他会力主投降呢？
其实，谯周并非一开始就是“投降派”。他之所以转变，主要是因为形势的变化以及个人的考量。最初，谯周的立场并非如此。
“拥汉”的谯周
在演义中，谯周被描绘为劝刘璋投降刘备的“投降派”。这种说法主要是小说对人物性格的艺术加工。实际上，刘璋时期的谯周并没有太大权力，也没有资格参与这种决定。谯周出身益州大姓，但他年轻时专心学术，家境贫困，甚至不愿意担任官职。直到刘备入川后，诸葛亮才让谯周担任了劝学工作。
正因为此，谯周逐渐成为蜀汉的学术领袖，他培养了陈寿等杰出的学者，对历史作出了贡献。最初的谯周确实是支持汉室的。曹丕篡汉后，正是谯周等益州人士首先上表，劝刘备称帝。而在诸葛亮去世时，谯周也急忙赶往汉中奔丧，虽然朝廷严令禁止群臣前去，但谯周依然提前到达，显示出他对诸葛亮深厚的敬意。
在诸葛亮、蒋琬、费祎主政的时期，谯周也一直在力劝刘禅保持“先帝之志”，不应放纵享乐。他的言行基本与蜀汉的领导层保持一致，始终致力于国家的振兴。
从《仇国论》到“亡国论”
谯周的思想转变，是从《仇国论》开始的。费祎去世后，姜维继续北伐，但战争的损失越来越大，收效甚微。于是，谯周在《仇国论》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认为魏国的根基已经稳固，蜀汉应当采取稳妥策略，暂时不要轻举妄动。谯周通过比对楚汉战争与商朝灭亡的历史案例，主张蜀汉应专心发展，不宜急于出征。
费祎曾在北伐中对姜维表示，自己不能比得上诸葛亮，因此不应急于北伐，而应等待时机。而谯周的《仇国论》更侧重于国家层面的判断，他希望蜀汉能够稳定国力，保存实力。然而，陈祗和姜维等人并未采纳他的建议，依然继续北伐。最终，谯周失去了对蜀汉未来的信心，开始转向“亡国论”。
262年，蜀汉宫中一棵大树不明原因倒塌，谯周公开表示“天下将一统于魏”。一个光禄大夫公然宣扬“亡国论”，这使得谯周的形象更加悲观。他曾为蜀汉的兴盛殚精竭虑，但最终只能看着局势一片黑暗。
展开全文
投降之“锅”
当邓艾逼近成都时，谯周确实是劝刘禅投降的主要推手。然而，将蜀汉的灭亡全归咎于谯周并不公平。尽管谯周官职显赫，但他并不直接参与政事，只是学术领域的领袖，几乎没有实权。他的建议无非是理论层面的讨论，最终能否实施，还是由刘禅决定。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在其他历史事件中，如张昭劝孙权投降赤壁之战，孙权没有听从，张昭依然被认为是忠臣。
事实上，在邓艾逼近时，蜀汉的群臣们并没有提出坚守成都的方案，反而讨论了两个选择：一是南迁南中，二是投降东吴。这两种方案，虽然可能会保留名义上的皇位，但根本无法挽救蜀汉的灭亡。而谯周批评了这些不切实际的建议，提出投降魏国，刘禅最终采纳了这一意见。因此，将整个投降责任完全归咎于谯周，显然是不公正的。
益州本土派的立场
谯周出身益州，代表着益州本土派的利益。早在刘璋时期，益州人士就曾积极寻找一个明主，并一度倾向于曹操。然而，曹操对益州的态度冷淡，最终，益州士族转向支持刘备。刘备入川后，益州得到了较好的治理，益州士族也纷纷支持刘备。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刘禅的纵情享乐以及姜维等人的不断北伐，使得益州本土派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影响。诸葛亮、蒋琬、费祎等人在位时，尽管他们的领导更多是以荆州派为主，但益州的利益得到了相应保障。然而，费祎去世后，局势急转直下，姜维长年征战，黄皓等人弄权，益州本土派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。因此，益州士族在经过一系列失望后，最终开始支持谯周的“投降”提议。
迷信的影响
谯周的投降主张，也与他对“谶维之学”的信仰有很大关系。谶维之学在当时非常盛行，许多士人信奉天命论，认为国家的兴衰由天意决定。谯周深受此影响，甚至曾向杜琼请教“当涂高者魏也”的含义，认为魏国的统一或许是天命所在。
刘备去世后，谯周对刘禅的名字也产生了疑虑：“刘备”意指准备好当皇帝，而“刘禅”则意味着将来会禅让江山。这些细节加深了谯周对魏国最终统一天下的信念，直到262年，他已经坚信“天下必统一于魏”。
这种迷信的观点，也为谯周的投降主张提供了理论支持。谶维的威力在当时相当大，许多人都相信天命的安排，而这也导致了谯周和部分士族的心态变化。最终，谯周的投降论得到了某些群臣的支持，并且刘禅最终选择了听从。
然而，历史的走向并没有如谯周所预料的那样，魏国虽然短暂统一了三国，但仅仅存续了两年，最终也灭亡了。可以说，谯周的预测并未实现，历史也证明了“天命”并非决定一切。
总的来说，谯周的投降主张是益州本土派对蜀汉政权失望的表现，也是一个时代文化和思维的产物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虽然谯周的做法备受批评，但也不能忽视当时蜀汉的内外困境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